没有机会参与科举，自然也难以成名。
这些背景只是为了强调，湖南近代人才辈出并非源自悠久的历史传统。
提到湖南的崛起，许多人首先会想到曾国藩。
没错，曾国藩对湖南人才的培养和影响非常重要，但在曾国藩之前，还有一个关键人物。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晚清名臣的背后，都离不开陶澍的深远影响。
陶澍，湖南安化人，清朝嘉庆、道光年间的重臣及学者，是“经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湖南来说，陶澍的“经世学派”尤为重要。
陶澍提倡“有实学，斯有实行，斯有实用”，强调学问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他认为，读书应当为现实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围绕着陶澍的思想，湖南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才。例如，来自邵阳的魏源，他编写了《海国图志》，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陶澍的女婿胡林翼是益阳人，也是曾国藩最为亲近的朋友和战友。
左宗棠与胡林翼同年考中科举，左宗棠未能及第，是胡林翼向岳父陶澍推荐左宗棠。陶澍深为欣赏左宗棠，并与他结为亲家。
曾国藩也极为敬重陶澍，他认真研读了《陶文毅公全集》，虽然两人交往不多，但陶澍的学术思想和为官风范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影响。
陶澍的经世学派对湖南的影响可以总结为两个关键点：
首先，强调实践与行动力。湖南的学子可能在科举上未必是最优秀的，但他们在改造社会和国家的能力上往往独具优势。曾国藩、谭嗣同和毛泽东等人便是这一传统的代表。
其次，鼓励湖南学子走出本省，到更为发达的地方去学习和做官，进而提高湖南的影响力。曾国藩和湘军便是这一思想的典型实践者。
继陶澍之后，曾国藩成为了湖南的代表性人物。
曾国藩的事迹家喻户晓，建立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壮丽篇章令清廷都对他充满忌惮。
由于曾国藩的军功，许多湖南人得以借此升迁，逐渐形成了湖南地方性的人才聚集效应。
晚清70年间，共有375位封疆大吏，其中40位是湖南人，仅次于八旗的97位。
这一成功激励了更多湖南人走出家乡，寻求更广阔的天地。湘军的胜利使得“国家不可一日无湘”成为湖南人的精神支柱，湖南人也因此更添了责任感和使命感。
湖南人杨度曾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
他认为，若中国要灭亡，只有湖南人全数死绝。
这种豪情壮志深深影响了湖南人的性格，也激励了更多心怀天下的才俊走向前台。
此外，湘军的胜利还带来了财富，许多湘军将士把财富带回湖南，用于教育事业的发展。
曾国藩和湘军虽然最终衰落，但他们对湖南的影响却延续了很长时间。
湘军虽然不再存在，但湘军所形成的联盟依然强大，并且总是优先考虑重用湖南人。
这使得越来越多的湖南青年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
随着近代湖南经济的逐步发展，1904年长沙开埠，1905年常德和湘潭开埠，这意味着湖南不仅与全国连接，甚至开始走向世界。
举个例子：1918年，湖南锑矿产量居世界之首，铅、锌等矿产的产量也是全国第一。
经济的崛起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更多条件。湖南不仅有钱了，更多的年轻人也能出国深造或回流，带回新的知识，这进一步促进了本土经济的发展。
这一过程中，湘军系的地主阶层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湖南最早开办公司和工厂的一批人。
近代中国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乱世出英雄。
从甲午战争到国共北伐，再到土地革命，湖南始终站在历史的核心地带。
越是动荡的时代，越能催生出众多的英雄人物。
黄埔军校的早期毕业生中，湖南人占据了最多的位置，国民党陆军中将以上的职位，湖南人也居多。新中国开国将领中，中将以上的职务，湖南人依然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
湖南的人才在近代史上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连续性。
陶澍的同时代人还有云贵总督贺长龄、编《船山遗书》的邓显鹤；
在他们之后是曾国藩及其湘军系统；
再往后是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人；
随后，黄兴、宋教仁、蔡锷、杨度等名将辈出；
接下来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粟裕、陈赓等革命先驱。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毛泽东。
毛泽东的成长，恰恰与湖南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
毛泽东的爷爷曾生活困苦，后来他的父亲毛贻昌参军入湘，虽然官职不显赫，但回家后也逐渐富裕起来，偿还了家中的债务。
在家庭条件改善后，毛泽东才有机会前往长沙求学。
当时湖南的人才主要聚集在湘乡县、长沙县和浏阳县，毛泽东到长沙后，得到了著名学者杨昌济的赏识。
杨昌济不仅是学者，还是湖南本地最为杰出的社会圈层代表人物之一，他给毛泽东打开了一扇门。
正是通过杨昌济，毛泽东进入了那个对他未来事业至关重要的圈子。
毛泽东的成功，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和才能外，还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
换句话说，毛泽东的成功，既是个人奋斗的结果，也是历史进程和地理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湘运之兴，从湘军起”——湖南人才的崛起是这一代代湖南人自我奋斗与时代变迁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或许就是湖南近现代人才辈出的真正原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